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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朝阳:我已不再年轻 要培养一批拼命郎

2010-05-27 15:16:03 来源: 新京报(北京) 跟贴 0 手机看新闻

张朝阳:我已不再年轻 要培养一批拼命郎

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朝阳说,他开始有了白头发,是个奔五的人了。

【对话人物】

张朝阳

现任搜狐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。1964年出生于西安,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,后赴美留学。2000年7月12日,其创办的搜狐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(NASDAQ:SOHU)。

十年来,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朝阳很多习惯都没什么变化,比如喜欢穿阿玛尼,喜欢爬山,喜欢喝热水和美式黑咖啡,说话之前习惯先想一阵子。但他认为,和十年前相比,他已经有很多不同。

“毕竟我已经不再年轻了。”上周五,张朝阳在搜狐公司接受本报专访时说,“我已经开始有白头发了,当然我希望它们还会黑回去。虽然在生理上我衰老得很慢,但毕竟在社会年龄上我已经是个奔五的人了。现在不只是我自己要拼命,还需要培养一批人拼命,这就是和过去不同的地方。”

关于“后谷歌时代”

“搜狐一直没有放弃搜索,控制渠道变得非常重要。现在的百度已经那么垄断那么庞大,竞争必须要有新的策略。”

新京报:谷歌退出中国之后,空白出来的市场各家都志在必得。你是怎么想的?

张朝阳:搜狐准备了很多年,一直没有放弃。可能在正面的搜索战场上我们确实没有太多建树,但在客户端战场上搜狐是最成功的,包括输入法和浏览器。我认为搜索未来的竞争应该是一个更加全方位的竞争,各家会有各家自己的优势,我们会发挥我们在客户端方面的优势。当然基于网页的搜索依然还会是主流的,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搜索框是怎么出现在用户面前的?通过客户端会是一种方向。

新京报:你的意思是搜狐现在的策略是控制渠道?

张朝阳:对,这件事情现在变得非常重要。因为现在的百度已经那么垄断那么庞大,竞争必须要有新的策略。搜狗输入法已经是国内最主流的输入法,装机量超过了2亿,浏览器也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,所以我觉得肯定还是有希望的。

新京报:在搜狐现在的布局里,你是如何定位搜索的?又是怎么分配资源给它的?

张朝阳:搜狐首先是一个媒体平台,搜狗的地位和媒体平台同样重要。尤其现在游戏业务已经拆分成独立的上市公司,团队也比较成熟了,而且游戏是相对独立运营的业务。搜索和搜狐媒体平台的关系非常密切,所以在管理方面结合会更加紧密。这种紧密会体现到管理和带库的花费,以及各种资源的调配运用等很多方面。

新京报:中国互联网几大体系都有比较清晰的定位,比如阿里巴巴是电子商务,百度是搜索。相对来说搜狐的特征好像不那么明显,你是怎么看的?

张朝阳:其实很清晰,搜狐是一个媒体平台,无论是严肃媒体还是娱乐媒体,搜狐都是站在媒体这个角色上的。基本上媒体领域不会像搜索和收费业务那么快,但这会是一个长远的、高端的定位。

●我回国很多年了,一直看到的都是中国好的一面,对祖国强大有一种希望,也看到了中国体制的高效率。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一直是处于一种“热恋”当中。但是呆时间更久之后你会冷静下来,会看到一些问题,同时中国强大之后,你对于国家的要求也会更高。

●我觉得我的人生,首先是做一个好的企业,对于社会的贡献就已经足够了,还是想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,没有什么政治企图。我现在大多数时间呆在郊外,因为我实在受不了空气恶化的情况。

在搜狗崛起之后,搜狐会是一个帮助人们上网的工具。这种帮助会是多方面多角度的,无论是通过输入法还是浏览器,都是帮助用户通过网络获取并整理资讯的工具。

关于互联网发展

“首先市场原则必须坚持下去。其次是掌握好互联网监管的分寸。第三是保护知识产权。”

新京报:从去年开始,越来越多的“国家队”开始参与到互联网行业的竞争当中来,这对你来说会有压力吗?

张朝阳:互联网是一个由人才和团队决定胜败的行业,而不是由资源决定的。但是人才和团队一定是通过市场竞争选拔来的。所以一定要有多种形式的组织来参与竞争。互联网这15年来的成功,就是因为给了所有人机会,让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竞争,通过市场来选择,这才导致了中国互联网今天的发展,这个原则必须坚持下去。互联网是一个非资源性的行业,是靠竞争、人才、组织和优秀的管理来决定的。实际上这是影响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三个方面之一,这种开放式的准入制度是非常重要的。

新京报:那你所指的另外两个方面是?

张朝阳:另一方面是对于互联网的监管。只有掌握好分寸,才能有发展。保持互联网鲜活的状态非常重要。第三是知识产权保护,保护人才的流动。我觉得如果做到了这三点,中国互联网是前途无量的。

新京报:在你看来,中国互联网产业在全球如今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?

张朝阳:我觉得仅次于美国。

新京报:这是质的差异还是量的差异?

张朝阳:互联网的两个关键一是创新,二是规模。我们的创新不如美国,但规模上超越美国。如果中国在创新方面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,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能有更有力的举措,那么情况会更乐观。这并不是说中国互联网没有创新能力,恰恰相反,中国互联网是整个IT产业里创新最多的。因为在网络的帮助下,创新产品的成长效果会是指数级的。任何抄袭者都是在和数学赛跑,他不一定能抄得过来。这导致了创新还有一定的成功可能性。为什么我一再地提知识产权保护?因为这样的创新非常累,你既要创新,完了还要自己去保护自己,因为没有法律来保护你。你的人随时可能被别的公司挖走,用很短的时间复制一个你投入了巨额成本的产品出来。在美国有法律保护,别人不敢随便去挖你的人,因为官司会打得很大。但是在中国,你只能选择在创新之后使劲捂着,让自己的产品赶紧跑。只有这样你才能让你的竞争对手最大限度地和数学赛跑,否则就很容易被别人挖走。

新京报:如果现在的年轻人还试图进入互联网领域进行第一次创业,你认为时机合适么,会有多大可能取得成功?

张朝阳:不太容易。小公司做点什么东西,大公司都拿去了,最后你不可能发展出规模来。

关于房价

“房价可能不是一个关键问题,关键应该还是在贫富悬殊和竞争不充分。房价确实高得离谱。《蜗居》还是挺有意思的,可以看明白很多东西。”

新京报:之前网易CEO丁磊在广州说,房价走高导致了企业人力资源成本极度加大,因为员工需要钱去买房子或者是租房子,这造成了他们提高待遇的要求。你是怎么看的?有没有同样的体会?

张朝阳:实际上房价可能不是一个关键问题,关键应该还是在贫富悬殊和竞争不充分。在传统的资源领域,员工的工资只占企业成本的很小一部分。所以中国的很多传统资源领域,企业特别有钱,员工特别穷,这是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。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竞争不激烈,就算你是个人才,你要求涨工资,他照样不给你涨,因为你走不走都行。因为竞争还没有到人才层面的竞争,他只要政策、各种其他的资源。但是在互联网不一样,互联网竞争非常充分,最后就是靠人才。互联网没有什么别的资源,别的资源也没有什么用。所以互联网领域对人才特别重视,所以导致互联网领域因为竞争导致的员工工资成本比传统领域要高,丁磊才会有这种说法。

新京报:对于北京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你的看法是什么?

张朝阳:这方面我真的是外行,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观点,但是房价确实高得离谱。如果让我用一个普通社会公民的视角来看的话,我会和美国比较。首先政府应该主导建设一个比较良性的租房市场。我并不认为一定要买房子。在美国年轻人都不买房子,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把钱花到事业投资方面。中国房价为什么离谱,我觉得和资本市场不发达有关系。中国资金的投资出口实在太少。为什么资本市场不发达?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搞了一些国有企业到资本市场,同时市场又很初级,资金没有出口,所以钱都去炒房地产了。在美国,一个年轻人如果工作十年,能买下房子一般都是三四十岁。有些美国人虽然一辈子都租房子,但他要是想买并不是买不起。但现在中国的情况是,你五十年的工资搭进去,照样买不起房子,贫富悬殊的原因很复杂。所以传统领域也是要考虑,如何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来缩小贫富悬殊。其实《蜗居》还是挺有意思的,可以看明白很多东西。

新京报:说起投资,之前温家宝总理讲话说,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到更多原本垄断的领域当中。记得你2006年的时候曾经参与过光彩49集团的投资,主要是在能源这方面。现在这笔投资的情况如何?对于民营资本进入到能源、电信这样的垄断领域,你是怎么看的?

张朝阳:那个投资有点虎头蛇尾,没有什么效果。毕竟这种比较松散的组织难有效果,还是要依靠实打实市场竞争中出来的组织才最厉害。至于民营资本进入更多的领域,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,这也是我一贯的想法,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生力军。对搜狐本身来讲,我们肯定是和传媒、影像相关的,不过暂时对我们可能稍微远了一点。

关于“批评”言论

“我只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有感而发吧,可以理解为忧国忧民。这其实也是一个‘海归’很正常的心路历程。”

新京报:你是一个很成功的民营企业家,之前也曾经对目前市场经济环境的不足之处有过批评。从最初有所感觉,到如今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,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明确认识到了这些问题?

张朝阳:我只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有感而发吧,你可以理解为忧国忧民。

新京报: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你之前很多年都是“很听话”的一类,最近的意见比较尖锐,有人说你是被逼急了,有人说你是深思熟虑另有目的,能解释一下吗?

张朝阳:其实没那么复杂,就是一个有感而发的过程,这其实也是一个“海归”很正常的心路历程。我回国很多年了,一直看到的都是中国好的一面,对祖国强大有一种希望,也看到了中国体制的高效率。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一直是处于一种“热恋”当中。但是呆时间更久之后你会冷静下来,会看到一些问题,同时中国强大之后,你对于国家的要求也会更高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你会摆脱归来之后的那种热情,同时又因为你对海外有更直观的了解,两相对比之后你会发现问题所在。其实在2009年新视角论坛上我就表达过这个想法,不要拿金融危机当做一个借口,不要大政府,小社会,不要偏离改革开放的方向。

新京报:那你现在的理想是什么?

张朝阳:公平和正义。中国社会要想前进,公平和正义是非常重要的,没有这个,社会的问题会很大。我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很有信心,但现在在一些领域里公平和正义确实存在缺失。现在社会的效率很高,掌握着大部分财富的人都是非常勤奋的。虽然这里面有不公平的地方,但你不能因此否定社会的进步。最理想的情况,是民营企业能在阳光下,无法进行权力寻租。

关于经济预期

“从粗放走到精细,走向高端,光依靠勤奋是不行的,需要更聪明的竞争,需要公平和创造性。”

新京报:如果让你对中国经济环境做一个预期,你是乐观还是悲观?原因何在?

张朝阳:整体上是乐观的,中国经济现在虽然存在很多不公平,但保持着很高的效率。在现有体制下,官员为了晋升也好为了别的什么目的也好,都会带来很多不公平的因素,但同样会带来很多改天换地的效果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,在美国,一个城市可能20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,但在中国,5年之后一个城市就是另外的一个样子。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勤奋的民族,市场竞争的经济成分也越来越高,所以整体上我是乐观的。但从粗放走到精细,走向高端,光依靠勤奋是不行的,需要更聪明的竞争,需要公平和创造性。

新京报:那你希望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?

张朝阳: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解方面,还是那句老话,政府需要做裁判员,去建立公平的游戏规则。经济繁荣并不要求政府去做CEO,去大包大揽地什么都管,而是需要政府退居到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微调整个市场,去监控市场是不是公平竞争的市场,让企业和社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互联网其实提供了很好的例子。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的道理,比如江浙一带,民营企业很发达,很多优秀的产品都是那里产生的,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,一定要相信市场,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,职能在于提供和保证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的存在,而不是扰乱市场,这才是经济发达的秘诀。

新京报:那你有没有想过去从政?

张朝阳:没有,那太累了。我觉得我的人生,首先是做一个好的企业,对于社会的贡献就已经足够了,还是想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,没有什么政治企图。我现在大多数时间呆在郊外,因为我实在受不了空气恶化的情况。我真的关心这一代人的健康问题,要学会健康生活和简单生活,少吃肉,少开车,最好都别开车。中国那么多人,不能人人都开车。

新京报:你的意思是靠公共交通?

张朝阳:是的,这就是政府应该解决的事情。

「链接」

2010年2月3日,在“搜狐2010.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”上,张朝阳发表题为《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》演讲,他把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,描述为“勤奋的儒家精神+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精神+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大PK”,他认为这种竞争的答案“是肯定而令人沮丧的,我们无法战胜美国!”

张朝阳称,品质与优秀来自于全方位的竞争,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,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地妨碍竞争。妨碍公平的竞争这件事情好像在中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但在大洋彼岸,美国政府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如何保护竞争,因为保护竞争才是保护创新。

他还说,问题很复杂,答案却很简单,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。中国唯一应该做的事情,是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。没有充分公平的市场竞争,就没有品质,没有优秀,没有就业机会,没有稳定,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。

(本文来源:新京报 ) 张小颖

关于 张朝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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